1959年,英国物理学家、小说家C. P. 斯诺在剑桥大学作了一场著名的演讲,提出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

在斯诺提出存在两种文化割裂的60年后的今天,情况是否已有了变化?新学科与高技术的发展,如认知科学、信息科学、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是否拉近了科学与人文的距离?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是否必定导致民众整体文化素质的提升?高等教育中的重理轻文或重文轻理现象是否有所改观?

“两种文化大家谈”专栏,将邀请科学家、人文学者、教育工作者、管理工作者等不同领域不同专业的人士发表看法。

刘钝:“两种文化”的前世渊源 查看详细>>

“两种文化”的前世渊源

然而我们不要忘记,文艺复兴还催生了一类新型人物,从专业训练和教育背景上他们更接近艺术家和诗人,而与大学里的专业学者异相旨趣。布鲁内莱斯基、阿尔贝蒂、弗兰切斯卡、达·芬奇和丢勒,对建筑与雕塑的兴趣使他们关注力学,对人体的描绘使他们接触解剖学,对三维图像的精确表达使他们研究几何学和透视学。这些人混杂了学者与工匠这两种传统,科学与人文在个人身上得到很好的平衡。甚至在拉斐尔的名画《雅典学园》中,四门高级学艺都得到非常精致的表现。【阅读原文】

再谈“两种文化”的前世渊源

近代从学理上最接近“两种文化”分野这种表述的,是19世纪末德国弗莱堡历史学派传人李凯尔特,他在1899年出版的《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中,围绕着学术分类问题阐述自己的历史哲学,提出了自然与文化、自然科学与历史的文化科学这两种基本对立。

按照他的观点,自然是那些自生自长物的总和,文化则或是人们按照预定目的生产出来,或是虽然业已存在、但至少由于其固有价值而受到人们特意保护的那些事物。他强调“价值”是区分自然与文化的标尺:一切自然的东西都不具有价值,都不能被视为财富,从而不需要从价值的观点去进行考察;相反,一切文化的产物都必然具有价值,都可以视为财富,因此必须从价值的观点加以考察。【阅读原文】

(作者系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李侠:把科学文化嫁接在传统文化的根基上 查看详细>>

遥想10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当年的先贤大哲们以大无畏的精神果敢地提出打倒孔家店,全面引入德先生与赛先生,以此达至彻底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其采取的路径与我们今天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即用赛先生(科学文化代替传统文化),用德先生(民主机制)为整个社会提供抚慰。药方不错,可惜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失败原因无非两条:其一,新文化受众的规模过小。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文盲与半文盲占多数的国家,科学文化是高端文化,能够接纳的群体规模过小,从而无法充分展现科学文化的规模效应。其二,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目标定位不准,这种激进的替代策略必然招致各要素信众的联合自保与激励反抗。

我们今天的策略是合理利用传统文化,精准划分其构成要素,而不是一概否定,使传统文化成为新文化的生存根基,而不是天然的敌人,这就是文化嫁接模式的优势所在。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曾指出:一切具体的思想都发生在某一确定的历史生活空间,并且唯有参照这个空间才能得到充分把握。改革开放40年,我们已经培养了1.1亿大学生,这就是推进科学文化的最大受众基准面。文化嫁接的亲和力与认同受众的规模高度正相关。可喜的是,按照人口变化规律来看,未来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占人口的比重会越来越大,相反,文化水准较低的人群正在逐渐老去。【阅读原文】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

吴国盛:在中国,是科学对人文的傲慢 查看详细>>
关增建:弥合文理鸿沟需发挥通识教育的功能 查看详细>>

科学与人文分裂的现象,不仅仅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只要科学技术实现了建制化发展的地方,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在中国,两种文化间差异的程度与欧美社会相比,毫不逊色。如果对中国近年来一些公众事件比如转基因食品的应用、核电站的修建、大型水电站的开发等问题上人们的态度做个统计,不难发现,赞成和反对的双方每一方在学科背景上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使社会出现了人为的鸿沟,大大增加了社会发展成本,甚至影响到了社会的和谐和安定。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两种文化的对立程度为什么不亚于西方最新线上赌博白菜网址发达国家?原因无他,除了最新线上赌博白菜网址发展建制化必然会带来的人文学者与理工学者在思想方法和价值判断方面的分歧,中国的教育制度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新中国建立初期,我们接受的高等教育继承的是欧美传统,大学多为综合性院校的校园氛围,对于弥补大学生因文理分科导致的知识结构欠缺,多少可以有所裨益。上世纪50年代以后,我们有段时间“以俄为师”,对高等学校学科布局作了大幅度的调整,大学从综合性院校变成了专科大学,这对弥合文理分裂现象带来了难度。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既说明了数理化基础学科的重要性,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在文理分科背景下,理工科学者对人文学科的睥睨。

“文革”结束后,高等院校迎来了新一轮布局调整,很多高校由原来的理工为主的大学,纷纷发展成综合性大学,一时间成为中国高校发展的新潮流。但这种调整,大多是出于提升学校档次的目的,是为了学校发展而不是着眼于对学生的培养需求。

此外,从中学开始的文理分科,则进一步加剧了未来学者的文理分裂。【阅读原文】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刘永谋:何必要消除不同文化的争论 查看详细>>
武夷山:消弭“两种文化”的鸿沟亟需人文学者参与 查看详细>>

1988年,美国罗格斯大学英语教授George Livine在其著作《达尔文和小说家:维多利亚时期虚构作品中的科学模式》中写到,文学与科学元勘的核心任务就是要“下决心看清,科学观念和文学观念都是杂糅的而不是纯粹的,二者之间存在着双向交通”;美国历史学家G.S.Rousseau也曾在科学史期刊ISIS发表文章说:“无论从逻辑上还是认识论上说,都没有理由否定:文学与科学之间发生着对等的相互影响。”

但在现实中,很多人认为,科学对文学(以及其他很多领域)的影响是巨大深远的,而文学对科学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萨拉·迪伦及其同事决定通过实证研究来探究文学对科学的影响。他们对苏格兰的20位一线科学家进行了深入访谈,询问他们从儿时至今的阅读习惯是什么样的。访谈之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当代科学家的业余阅读(区分于专业阅读)有可能对其科学思维和科学实践发生影响。例如,阅读想象力丰富的文学作品使得科学家更愿意接受五花八门的方法路径;想象力丰富的文学作品帮助科学家认清自己在大文化中的位置,有助于发展其社交技能;科幻作品对科学家的影响特别显著,这一点需要进一步专门研究;阅读想象力丰富的文学作品在帮助科学家放松身心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使他们回到科研工作中时再次处于头脑灵光的状态;等等。【阅读原文】

 (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徐善衍:“两种文化”在理念融合的路上 查看详细>>

如果让我们的思绪再回到一百年前,伟大的“五四运动”掀起了爱国风暴,要请出的“德先生”与“赛先生”,从本质意义上讲,这不正是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爱国青年要用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来拯救中国的愿望吗?我们的前辈对“两种文化”的认识比英国人斯诺整整早了40年!但中国的历史决定了要实现这个目标,还要经过一个艰难奋斗的过程!如果从发生“五四运动”的1919年算起,再到1949年、1979年和2019年,从百年的历史长卷及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是怎样书写自己的光辉历史的!

在历史的长河中,“两种文化”的发展不可能是截然分流的,这是因为科学为社会实践服务的精神理性价值与工具理性价值,只有在社会发展的实践过程中才能真正得以实现。近40年来,我国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坚持科学发展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乡面貌巨变、亿万人口脱贫、“一带一路”取得显著成效等,使得我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各领域逐步走向世界大国、强国。这对我们在中国近百年之大变局中,怎样认识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具有重大的意义。【阅读原文】

(作者系清华大学最新线上赌博白菜网址传播普及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科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郭传杰:也谈“两种文化” 查看详细>>
刘永谋:“斯诺风暴”在美国 查看详细>>

“两种文化”争论也超出了学术界。彼时,在出版社、实验室、博物馆和画廊,出现了许多联合艺术家、科学家和工程师的项目,这要归功于这个年代的经济繁荣,公司愿意资助甚至鼓励科学家、工程师和艺术家进行深入交流。其中,最著名的是以纽约为基地的团体——“艺术和技术中的实验”,由工程师克吕尔和艺术家豪辛伯格共同创立。该团体联络工程师和艺术家,实施了一系列备受关注的艺术—技术项目,把不同专业文化的人们聚在一起,产生巨大的创造性。“艺术与技术”项目的支持者认为,相互介入能够帮助解决“两种文化”问题,或者至少是两种文化“休战”的开始。

50年前“艺术与技术”运动的目标,即创造性的合作,今天仍然为公司领导者和大学管理者所重视,因而致力于艺术、科学和技术交叉的社团、杂志和会议越来越多。2010年以来,美国教育领导者鼓励在传统科学、技术、工程教育框架中增加艺术和设计课程的努力,被称之为“从STEM到STEAM”。其中,A指的是艺术(art),S是科学(science),T是技术(technology),E是工程(engineering),M是数学(mathematics)。相比较而言,早期的合作努力由经济繁荣和乌托邦主义色彩明显的理想所推动,今天“从STEM到STEAM”的热情,白菜网免费彩金是由更平凡的考虑和诉求所推动。在2008年到2009年的经济衰退中,上述努力减退,政客们批评诸如戏剧或历史学科过于奢侈,不能带来工作岗位。【阅读原文】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历史系教授W. Patrick McCray在5月3日出版的《科学》上发表了文章Snow’s storm,本专栏特约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刘永谋编译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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